（4）严禁在通讯录中存储核心涉密人员的工作单位、红机电话号码等敏感信息。

　　越来越多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（APP）要求获取手机的敏感权限，包括获取位置，打开摄像头、麦克风，读取相册等，并将有关数据上传到互联网的“云端”服务器进行存储、处理；同时，大部分智能手机基础软硬件由国外厂商提供，可能被植入病毒、“木马”等恶意程序，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敏感权限，将手机变为窃听窃视设备，如果将手机带入涉密场所，极易造成泄密事件。

　　QQ、微信、钉钉等即时通信软件都是基于互联网的应用服务，聊天记录、文件资料等数据都会在互联网“云端”服务器传输、处理和存储，一旦涉及国家秘密信息，极易造成泄密事件。同时，这些应用软件的分享操作便捷，用户受众极多，信息很容易呈爆炸式传递，知悉范围不可控制，泄密隐患极大。

　　二维码可快速实现信息传递、网页跳转、手机支付等功能，但人眼无法直接识别二维码的编码内容，不能察觉恶意二维码的存在。恶意二维码的背后往往是仿冒的支付界面、钓鱼网站和“木马”病毒等恶意程序。如果随意扫描未知的二维码，泄密隐患大。

　　智能手机通常与互联网实时保持连接，如将手机接入涉密计算机充电，无异于将涉密计算机接入互联网，破坏了物理隔离，泄密隐患极大。此外，若手机中存在病毒、“木马”等恶意程序，还会进一步感染涉密计算机，对涉密信息系统运行安全产生严重影响。

　　涉密会议、活动应当按照“谁主办，谁负责”的原则进行管理，明确涉密会议、活动各方的保密管理职责。

　　机关、单位应当遵循“先审查，后公开”和“一事一审”原则，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审查机制，明确审查的程序和责任，依法审查，严格执行由承办单位提出具体意见，经机关、单位指定的保密审查机构审查后，报机关、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审批，确保门户网站发布的信息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和内部敏感信息。

　　国家秘密保护和信息公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。实践中，既要防止有的地方和部门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，拒绝公开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，侵犯公民合法权益，也要防止该定不定、该保不保，故意或过失泄露国家秘密，导致国家安全和利益受损。保密法实施条例从以下几个方面，对保密与信息公开的关系作出规范：

　　（1）在保密法关于“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事项，应当依法公开”的基础上，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衔接，强调机关、单位不得将依法应当公开的事项确定为国家秘密，不得将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公开。

　　（2）严格限定国家秘密范围，规定国家秘密具体范围的制定修订应当充分论证，听取有关机关、单位和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，明确国家秘密事项的具体名称、密级和保密期限，科学、合理界定国家秘密。同时，强调机关、单位定密应当依据保密事项范围进行，防止没有依据乱定密。

　　（3）严格定密责任，进一步细化保密法规定的定密责任人制度，规范定密解密流程，强化对定密工作的监督管理，要求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和上级机关、单位及时纠正少数机关、单位存在的定密过多、密级偏高、只定不解或者应定不定、高密低定、管密不严等问题，既确保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充分公开，也确保国家秘密安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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